我国是海洋大国，也是海洋水产品消费大国，海洋渔业在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和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有主体地位。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海洋水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强。与此同时，海洋ECO压力不断增大。怎么样才能解决海洋食物持续产出与海洋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之间的矛盾、全球渔业资源减少与对水产品需求量开始上涨之间的矛盾，海洋渔业发展的出路在哪里，怎么来实现海洋渔业资源持续、健康发展是我国党和政府所关注的问题。

  据2016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数据，2015年我国海产品总产量为3409.61万吨，其中83%来源于海水养殖和近海捕捞，贝类、甲壳类和藻类大多数来源于养殖，鱼类大多数来源于捕捞，养殖鱼类占的比重比较少。然而近海捕捞已过度开发，基本维持不变，水产养殖业经过本世纪初快速扩张，也已发展到饱和状态，自2013年开始养殖面积基本稳定在230万公顷左右，依靠养殖技术与工艺改良，养殖总产量逐年增加，但是增速放缓。

  在近海渔业方面，过度捕捞和ECO失衡导致海洋渔业资源严重衰退，赤潮、水母、绿潮等生态灾害的暴发与近海渔业资源衰退关系密切。

  在远洋渔业方面，全世界内85%的渔业资源处于“完全开发或过度开发”状态，全球海洋中90%的大型鱼类已经消失，世界上3/4的渔场已经遭到破坏并处于衰退或枯竭状态。因此，远洋渔业并非解决我国渔业资源问题的主要途径。

  海水养殖业在海岸带空间竞争中处于劣势。我国近海养殖主要分布在海湾和近岸区域，这部分区域的空间竞争很激烈，与城市化建设、工业和大型工程设施建设、滨海旅游等相比，水产养殖处于劣势，在发展空间上受到制约。近岸适合海水养殖的区域大都得到开发利用，而且养殖密度过大，导致水产品品质严重下降，单位产出降低，增长潜力很小。我国鱼类养殖量仅占养殖总量的7%，养殖方式主要是网箱养殖和工厂化养殖，需要大量鱼粉作为饵料，这些鱼粉大多数来源于海洋中的小杂鱼，很多是优质鱼类的幼体，鱼类养殖排污非常严重。所以，鱼类养殖对自然环境中的渔业资源和生态系统造成影响，鱼类养殖遭遇生态困境。

  我国海洋渔业发展的潜力在于两个方面：近海渔业资源恢复和发展离岸养殖，在贝类和藻类养殖趋于饱和的情况下，发展的潜在能力主要在于鱼类资源量的增加。

  首先，应该对近海渔业资源进行恢复。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宽广的陆架，生物生产力高，渔业资源丰富，渔场密布，导致近海渔业资源衰退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度捕捞和灭绝性捕捞引起的，渔业资源衰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鱼类栖息地的破坏。严控捕捞、总量控制、建立近岸渔业保护区是解决近海渔业资源的重要举措。要配合实行“伏季休渔”和“总量控制”相结合的渔业管理方案，才可以做到可持续渔业的目的。还应建设超级海洋牧场，将我国近海作为一个超级海洋牧场来管理，充足表现“耕海牧渔”的科学思想，近岸藻类和贝类养殖体现的是“农”的内涵，对鱼类自然资源的管理体现的是“牧”的内涵。

  此外，还应发展离岸型海洋牧场。在传统渔场生物生产力高的区域，以海岛、岛礁和人工岛为基地，建设海洋牧场，充分的利用自然饵料资源，养殖鱼类和其他大型生物。发展海洋牧场建设与海洋观测、国防建设相结合的新型海洋生物资源开发模式。

  在远洋捕捞方面，应变出国捕鱼为出国养鱼。所谓远洋捕捞其实是跨洋捕捞，大洋上的鱼类很少能够形成渔业资源，世界上90%的渔业资源主要分布在近海，所以我们的远洋捕捞主要在其他几个国家的近海进行捕捞。建议结合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在一些海洋条件较好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发展海水养殖，既能带动相关国家经济建设，又能开辟我国海外渔业基地，达到双赢的目的。

  海洋渔业持续发展亟须海洋科技支撑。海洋牧场建设和近海渔业资源综合管理都需要强有力的科技支撑，目前我国在此领域非常薄弱。海洋ECO生产力和渔业产量的年际变动很大，与气候、海洋环境和生物环境关系紧密，应将海洋综合观测与研究、渔业资源调查和ECO承载力评估进行相对有效结合，精准估算每年的渔业产量，制定合理的总量控制方案并严格实施。